Thursday, August 19, 2004
In the newest issue of Qiu Shi, the central committee's flagship magazine, former premier Li Peng penned a memorial for Deng Xiaoping. Needless to say, it is politically charged. Several China scholars have already pointed out that the article tried to shift the blame for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to Deng and "veteran comrades in the party." However, there is also another politically poignant point made in the article. He writes: "现在中国的许多地区又出现了缺电现象,成为发展经济和保证人民生活的制约因素。我坚信只要遵照当年小平同志加快电力建设的思想去做,电力一定会进一步搞上去,缺电现象一定能尽早得到克服." This translates to "currently, there is energy shortage in many places, which constrain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the livelihood of the people. I firmly believe that if we strictly follow Deng's wishes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electric capacity, we will improve the situation in electricity and will soon conquer the phenomenon of electricity shortage." Of course, as the former energy czar of China, he has a great interest on the issue. But perhaps this comment also implicitly criticizes the current Premier and Zhu Rongji for failing to pursue electricity policy according to the wishes of Deng.
If so, Jiang might be using Li to deal a blow on Wen Jiabao, probably in an attempt to stop the "anti-corruption storm" still brewing in China. According to several press accounts, Li Peng has been trying to publish a book to clear his name of Tiananmen for some time now, but the Politburo has rejected Li every time. Although this is not a full account, Li is at least allowed to whitewash his name somewhat. The tradeoff might be to include some criticism of Wen's electricity policy. As a relatively new Premier, electricity problem clearly isn't the fault of Wen alone, so implicityly, Zhu is also to blame.
Some readers have suggested that I am too speculative, but well, that's what you get in a blog. This is not Reuters.
纪念邓小平同志
李鹏
今年是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我和大家一样,以无比崇敬的心情,缅怀这位中华民族的伟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指引中国人民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
我最早相识邓小平同志是在1945年,他从前线回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他满怀深情地对我说,我和你父亲很熟,在上海一起做地下工作,后来他在海南岛牺牲了,很可惜。1958年9月邓小平同志到吉林丰满水电厂视察。在大坝上,小平同志指着因超出力大发电水位消落过度的水库说,今后你们要学会按经济规律办事。1981年7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召开的各省市区书记座谈会上,发表了题为《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是选拔中青年干部》的讲话。他说:“今天讲到一个刘澜波同志(时任电力部部长——引者注),我建议大家向他学习。他亲自出来讲话,推荐一位比较年轻的同志当部长。”1983年我到中央工作以后,接触小平同志,聆听他的指示和教诲的机会就更多了。每次都使我受益匪浅。邓小平同志永远是我最尊敬的前辈和师长。
1977年8月我参加了党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背景下召开的,理应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作出纠正,但大会仍然坚持“抓纲治国”的错误路线。当时“两个凡是”盛行,已经成为从思想上拨乱反正的桎梏,阻碍党的前进。在这次大会上,我们有机会全面了解和系统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对于“两个凡是”这一错误观点的批评。其实,他早在1977年5月就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当年7月21日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又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小平同志这些讲话,不但使与会的代表的思想认识有了极大提高,而且为以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全党的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奠定了厚实的理论基础。
1981年6月我以电力部长的身份,列席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于两年半前召开过,全党的工作重点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上来。此次全会的任务就是要讨论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讨论中,争论的重点是如何评价毛泽东主席。一些同志发言相当尖锐。小平同志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考虑到国家前途命运的大局,既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又坚定地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他说:毛泽东同志“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邓小平同志从理论和实践的高度,作出毛泽东主席功大于过的结论,具有很大的说服力,使全会顺利通过了《决议》。小平同志在处理毛主席的功过评价问题时,不计较个人恩怨,表现了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大公无私的宽阔胸怀。
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内和社会上存在两种错误的思想倾向:一部分人深受极左思潮的毒害,怀疑甚至反对三中全会所制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另一部分人怀疑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在西方反华势力的鼓惑下,国内一些自由化分子,沿袭“文革”那一套做法,利用大字报、小字报,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妄图破坏来之不易的社会安定局面。
这两种思潮都危及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局面。邓小平同志审时度势,于1979年3月30日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确定为党的基本路线,后来又写入了宪法。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都取得显著的成就。但是,由于党的个别领导人放松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使自由化思潮得以泛滥。小平同志及时发出了警告。1989年3月4日他在向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指出:“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没有四个坚持,中国就乱了。”同年3月23日,小平同志在会见一位非洲国家的总统时说:“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1989年春夏之交在中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邓小平同志以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气魄,和其他老同志一道坚决有力地及时支持党和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那场政治风波,保证了国家的长期稳定,为以后中国的发展与进步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小平同志十分重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选择和培养,特别是领导核心的选择。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小平同志经过长期的考察,在陈云和李先念同志的协助下,提出江泽民同志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实践证明这一选择是正确的。在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十三年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辉煌的成就,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继续发展指明了方向。邓小平同志身体力行,为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做出了榜样,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出重要的一步,使大批年轻有为的人才,经过实践的锻炼和考验脱颖而出。
邓小平同志是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奠基人。他亲自主持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实现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他亲自访问过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国,为增进中国和这些国家了解与合作做出了贡献。1988年我担任了国务院总理,不久又担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我深感自己责任重大,能力和资历都难当此重任。1988年5月5日小平同志在家中亲切地接见了我。我重点请教他如何才能做好外交工作问题。他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世界大战一时还打不起来,要抓住这个有利的机遇,为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他还说,外交工作的重点是要处理好中国与重要国家的双边关系,同周边国家建立友好与合作。针对我的畏难情绪,小平同志说,我就担心你不敢大胆工作,要努力学习,在工作中锻炼自己,使自己成熟起来。他又对我说,周恩来总理是世界公认的外交家,你们在对外交往中,要学习他那种泱泱大国总理的风范。1989年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制裁”,是我国外交工作最困难的时期之一。针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小平同志及时提出韬光养晦,多做工作的外交工作方针。他亲自接见不少外宾,向他们阐述中国改革开放方针政策不会改变。对应对国际上出现的许多重大事件,如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都做出正确的指导。在江泽民同志领导和具体策划下,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终于逐步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制裁”,正常和友好合作关系得到恢复和加强。在这一个时期,我国还进一步加强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出现了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我国一如既往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经济和国际事务中做到互相理解,互相支持。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同世界各国经济合作的方针。在邓小平同志倡导下,早在1980年5月中央决定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到1984年5月又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十四个城市,在这些地区所实行的改革开放的政策,促进了人们观念的转变,积极引入外资、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因而使这些地区特别是四个经济特区有了很快的发展。1990年邓小平同志又把注意力转向了上海。同年3月3日小平同志把江泽民同志和我约到他家里去,他在分析了上海在技术、工业、金融和人才方面的优势后说,上海是最有发展前途的地方,开发浦东的事你们要认真抓。为了贯彻好小平同志这一重要的嘱托,江泽民同志和我立即进行了具体安排。鉴于当时中国许多城市都要求建立经济特区,江泽民同志说,为了不引起攀比,上海浦东不叫经济特区,而叫浦东新区,但是享受特区的优惠政策。继而请姚依林同志去上海,解决了上海长期上缴中央财政比例过大的负担,为发展上海开发浦东创造了财政条件。我又于4月中旬,率领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到达上海,进行调查研究,同上海市负责同志一起磋商。4月18日我在上海正式宣布党中央和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和开放,在浦东实行经济特区的政策。
邓小平同志十分关心并亲自过问对外合作重大项目的建设。1984年4月29日小平同志亲自接见美国企业家哈默博士,我参加了会见。哈默是当时世界上仅存的见过列宁的人。哈默谈到中美合作山西平朔露天煤矿已达成合作协定之事,小平同志很高兴地说,这是我们合作的开始。山西平朔安太堡煤矿是一座大型露天煤矿,年产煤1200万吨。通过这个煤矿的建设,使中国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采矿技术和洗精煤设备的制造能力。邓小平同志还十分关心和平利用核能事业的发展。早在1978年12月4日邓小平同志在法国访问就与法方签订了经济合作的长期协定,决定中国向法国购买两座核电站。1985年1月19日邓小平同志非常高兴地会见香港中华电力公司董事局主席嘉道理先生,对建立大亚湾核电合营公司表示祝贺。他说,我国的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的政策,是一项长期持久的政策。广东和香港合营的广东核电站,对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986年4月26日在前苏联切尔诺贝利石墨堆核电站发生了严重的火灾事故,放射性物质泄漏,危及周围居民的安全。香港有些人利用不明真相居民的恐核心理,发动要求停建或迁建大亚湾核电站的签名活动,一时闹得沸沸扬扬,借此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在这紧要关头,邓小平同志发出明确指示,中央对建设大亚湾核电站的决心没有改变,才使大亚湾核电站建设得以按进度继续进行。1994年2月9日,正值农历除夕之日,上午邓小平同志得知大亚湾核电站一号机组顺利投产的消息后很高兴,请我转达他的祝贺,并对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者、科学技术人员表示感谢。
小平同志对基础设施特别是水利电力事业的建设十分关心,给了许多帮助和做了具体的指导。众所周知,他是三峡工程建设的主要决策者。他对电力工业的发展特别关注,对长期存在的电力供应紧缺情况感到焦虑,多次提出要加快电力建设。1985年1月小平同志在与我的一次谈话中问到:“到本世纪末电要搞到多少,才能保证经济翻两番的需要?”我回答说:“至少要与国民经济同步发展,搞到2亿千瓦以上,办法就是大家办电,不是一家办电。”我又说:“只要政策对头,把电搞上去还是很有希望的”。小平同志高兴地说:“这我就放心了。”“看来电有希望,翻两番有希望。”现在中国的许多地区又出现了缺电现象,成为发展经济和保证人民生活的制约因素。我坚信只要遵照当年小平同志加快电力建设的思想去做,电力一定会进一步搞上去,缺电现象一定能尽早得到克服。
以上这些具体情节,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但每件事都表明了小平同志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付出的心血和作出的巨大贡献。
邓小平同志的伟大功绩在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现今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同志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还要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他提出了中国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为中国人民开创了奋斗的道路。他提出,社会主义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的论断,从理论上阐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大课题,增强了广大人民对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他支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同时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他发出抓住时机、加快发展的号召,极大地调动了中国人民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同时他又强调,不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要扎扎实实,讲求实效,稳定协调地发展,这就表明了邓小平同志的科学发展观。邓小平同志总是用发展的眼光,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邓小平同志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楷模,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邓小平同志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理论和精神财富,鼓舞我们继续前进。我相信,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国人民一定能够实现本世纪头20年的战略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原载《求是》2004年第16期)
If so, Jiang might be using Li to deal a blow on Wen Jiabao, probably in an attempt to stop the "anti-corruption storm" still brewing in China. According to several press accounts, Li Peng has been trying to publish a book to clear his name of Tiananmen for some time now, but the Politburo has rejected Li every time. Although this is not a full account, Li is at least allowed to whitewash his name somewhat. The tradeoff might be to include some criticism of Wen's electricity policy. As a relatively new Premier, electricity problem clearly isn't the fault of Wen alone, so implicityly, Zhu is also to blame.
Some readers have suggested that I am too speculative, but well, that's what you get in a blog. This is not Reuters.
纪念邓小平同志
李鹏
今年是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我和大家一样,以无比崇敬的心情,缅怀这位中华民族的伟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指引中国人民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
我最早相识邓小平同志是在1945年,他从前线回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他满怀深情地对我说,我和你父亲很熟,在上海一起做地下工作,后来他在海南岛牺牲了,很可惜。1958年9月邓小平同志到吉林丰满水电厂视察。在大坝上,小平同志指着因超出力大发电水位消落过度的水库说,今后你们要学会按经济规律办事。1981年7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召开的各省市区书记座谈会上,发表了题为《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是选拔中青年干部》的讲话。他说:“今天讲到一个刘澜波同志(时任电力部部长——引者注),我建议大家向他学习。他亲自出来讲话,推荐一位比较年轻的同志当部长。”1983年我到中央工作以后,接触小平同志,聆听他的指示和教诲的机会就更多了。每次都使我受益匪浅。邓小平同志永远是我最尊敬的前辈和师长。
1977年8月我参加了党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背景下召开的,理应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作出纠正,但大会仍然坚持“抓纲治国”的错误路线。当时“两个凡是”盛行,已经成为从思想上拨乱反正的桎梏,阻碍党的前进。在这次大会上,我们有机会全面了解和系统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对于“两个凡是”这一错误观点的批评。其实,他早在1977年5月就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当年7月21日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又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小平同志这些讲话,不但使与会的代表的思想认识有了极大提高,而且为以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全党的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奠定了厚实的理论基础。
1981年6月我以电力部长的身份,列席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于两年半前召开过,全党的工作重点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上来。此次全会的任务就是要讨论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讨论中,争论的重点是如何评价毛泽东主席。一些同志发言相当尖锐。小平同志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考虑到国家前途命运的大局,既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又坚定地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他说:毛泽东同志“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邓小平同志从理论和实践的高度,作出毛泽东主席功大于过的结论,具有很大的说服力,使全会顺利通过了《决议》。小平同志在处理毛主席的功过评价问题时,不计较个人恩怨,表现了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大公无私的宽阔胸怀。
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内和社会上存在两种错误的思想倾向:一部分人深受极左思潮的毒害,怀疑甚至反对三中全会所制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另一部分人怀疑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在西方反华势力的鼓惑下,国内一些自由化分子,沿袭“文革”那一套做法,利用大字报、小字报,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妄图破坏来之不易的社会安定局面。
这两种思潮都危及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局面。邓小平同志审时度势,于1979年3月30日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确定为党的基本路线,后来又写入了宪法。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都取得显著的成就。但是,由于党的个别领导人放松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使自由化思潮得以泛滥。小平同志及时发出了警告。1989年3月4日他在向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指出:“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没有四个坚持,中国就乱了。”同年3月23日,小平同志在会见一位非洲国家的总统时说:“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1989年春夏之交在中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邓小平同志以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气魄,和其他老同志一道坚决有力地及时支持党和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那场政治风波,保证了国家的长期稳定,为以后中国的发展与进步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小平同志十分重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选择和培养,特别是领导核心的选择。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小平同志经过长期的考察,在陈云和李先念同志的协助下,提出江泽民同志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实践证明这一选择是正确的。在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十三年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辉煌的成就,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继续发展指明了方向。邓小平同志身体力行,为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做出了榜样,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出重要的一步,使大批年轻有为的人才,经过实践的锻炼和考验脱颖而出。
邓小平同志是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奠基人。他亲自主持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实现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他亲自访问过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国,为增进中国和这些国家了解与合作做出了贡献。1988年我担任了国务院总理,不久又担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我深感自己责任重大,能力和资历都难当此重任。1988年5月5日小平同志在家中亲切地接见了我。我重点请教他如何才能做好外交工作问题。他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世界大战一时还打不起来,要抓住这个有利的机遇,为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他还说,外交工作的重点是要处理好中国与重要国家的双边关系,同周边国家建立友好与合作。针对我的畏难情绪,小平同志说,我就担心你不敢大胆工作,要努力学习,在工作中锻炼自己,使自己成熟起来。他又对我说,周恩来总理是世界公认的外交家,你们在对外交往中,要学习他那种泱泱大国总理的风范。1989年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制裁”,是我国外交工作最困难的时期之一。针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小平同志及时提出韬光养晦,多做工作的外交工作方针。他亲自接见不少外宾,向他们阐述中国改革开放方针政策不会改变。对应对国际上出现的许多重大事件,如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都做出正确的指导。在江泽民同志领导和具体策划下,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终于逐步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制裁”,正常和友好合作关系得到恢复和加强。在这一个时期,我国还进一步加强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出现了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我国一如既往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经济和国际事务中做到互相理解,互相支持。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同世界各国经济合作的方针。在邓小平同志倡导下,早在1980年5月中央决定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到1984年5月又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十四个城市,在这些地区所实行的改革开放的政策,促进了人们观念的转变,积极引入外资、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因而使这些地区特别是四个经济特区有了很快的发展。1990年邓小平同志又把注意力转向了上海。同年3月3日小平同志把江泽民同志和我约到他家里去,他在分析了上海在技术、工业、金融和人才方面的优势后说,上海是最有发展前途的地方,开发浦东的事你们要认真抓。为了贯彻好小平同志这一重要的嘱托,江泽民同志和我立即进行了具体安排。鉴于当时中国许多城市都要求建立经济特区,江泽民同志说,为了不引起攀比,上海浦东不叫经济特区,而叫浦东新区,但是享受特区的优惠政策。继而请姚依林同志去上海,解决了上海长期上缴中央财政比例过大的负担,为发展上海开发浦东创造了财政条件。我又于4月中旬,率领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到达上海,进行调查研究,同上海市负责同志一起磋商。4月18日我在上海正式宣布党中央和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和开放,在浦东实行经济特区的政策。
邓小平同志十分关心并亲自过问对外合作重大项目的建设。1984年4月29日小平同志亲自接见美国企业家哈默博士,我参加了会见。哈默是当时世界上仅存的见过列宁的人。哈默谈到中美合作山西平朔露天煤矿已达成合作协定之事,小平同志很高兴地说,这是我们合作的开始。山西平朔安太堡煤矿是一座大型露天煤矿,年产煤1200万吨。通过这个煤矿的建设,使中国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采矿技术和洗精煤设备的制造能力。邓小平同志还十分关心和平利用核能事业的发展。早在1978年12月4日邓小平同志在法国访问就与法方签订了经济合作的长期协定,决定中国向法国购买两座核电站。1985年1月19日邓小平同志非常高兴地会见香港中华电力公司董事局主席嘉道理先生,对建立大亚湾核电合营公司表示祝贺。他说,我国的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的政策,是一项长期持久的政策。广东和香港合营的广东核电站,对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986年4月26日在前苏联切尔诺贝利石墨堆核电站发生了严重的火灾事故,放射性物质泄漏,危及周围居民的安全。香港有些人利用不明真相居民的恐核心理,发动要求停建或迁建大亚湾核电站的签名活动,一时闹得沸沸扬扬,借此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在这紧要关头,邓小平同志发出明确指示,中央对建设大亚湾核电站的决心没有改变,才使大亚湾核电站建设得以按进度继续进行。1994年2月9日,正值农历除夕之日,上午邓小平同志得知大亚湾核电站一号机组顺利投产的消息后很高兴,请我转达他的祝贺,并对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者、科学技术人员表示感谢。
小平同志对基础设施特别是水利电力事业的建设十分关心,给了许多帮助和做了具体的指导。众所周知,他是三峡工程建设的主要决策者。他对电力工业的发展特别关注,对长期存在的电力供应紧缺情况感到焦虑,多次提出要加快电力建设。1985年1月小平同志在与我的一次谈话中问到:“到本世纪末电要搞到多少,才能保证经济翻两番的需要?”我回答说:“至少要与国民经济同步发展,搞到2亿千瓦以上,办法就是大家办电,不是一家办电。”我又说:“只要政策对头,把电搞上去还是很有希望的”。小平同志高兴地说:“这我就放心了。”“看来电有希望,翻两番有希望。”现在中国的许多地区又出现了缺电现象,成为发展经济和保证人民生活的制约因素。我坚信只要遵照当年小平同志加快电力建设的思想去做,电力一定会进一步搞上去,缺电现象一定能尽早得到克服。
以上这些具体情节,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但每件事都表明了小平同志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付出的心血和作出的巨大贡献。
邓小平同志的伟大功绩在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现今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同志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还要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他提出了中国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为中国人民开创了奋斗的道路。他提出,社会主义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的论断,从理论上阐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大课题,增强了广大人民对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他支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同时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他发出抓住时机、加快发展的号召,极大地调动了中国人民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同时他又强调,不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要扎扎实实,讲求实效,稳定协调地发展,这就表明了邓小平同志的科学发展观。邓小平同志总是用发展的眼光,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邓小平同志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楷模,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邓小平同志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理论和精神财富,鼓舞我们继续前进。我相信,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国人民一定能够实现本世纪头20年的战略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原载《求是》2004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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